贝文·亚历山大朝鲜战争期间为美陆军部派驻前线的战史分遣队队长，后长期为美国陆军及美国政府撰写专题报告，同时兼任某些大报的自由撰稿人。他所著的《朝鲜：我们第一次战败———美国人的反思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），是一部全面审视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，坦率指出战争后果，启迪人们认真反思的著作。下文摘自该书。
尽管远东司令部和华盛顿当局都不愿承认，但联合国军所面对的却是一支数量庞大而又很卓越的军队。北京一直把这支部队中的军人叫做志愿军。事实上这些军人都是正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员，随部队部署在朝鲜。这支部队的前身就是与国民党作战的中共游击队。到1950年时，人民解放军虽然已成为强大武装，但它却还保持着过去游击战时期的作风和传统。由于这样，人民解放军和世界上所有其他军队都迥然不同。
中国军队有一点极不寻常，就是它没有明显的单独军官建制。不过其“干部”或领导小组却很坚强，而且每级都有领导集体，完全可以起到军官建制的作用。人民解放军在将军以下没有军衔，指挥官都按职务来称呼，如称作“班长”、“连长”等。为保持部队的游击队传统和共产主义的平等原则（明显只有中国军队是这样，其他共产党军队则不然），官兵一律着同样服装。这方面就与他们的北朝鲜同志有别。北朝鲜的军官，按照苏联模式着军礼服，并配有醒目的肩章，标明级别。人民解放军官兵的服装基本上相同，上装虽有一点差别，但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，军官的制服有时在领子和袖口处带有红色镶边。
中国军队的冬装都是厚墩墩的深黄色或深蓝色棉衣。棉衣内套有夏季的军衣或其他衣服。这种棉军装穿在身上，虽然看起来不太像军人，但却非常暖和，不过打湿后却不易干。中国军人都穿胶底棉鞋，有些人穿的靴子有皮衬里。棉帽很厚并有遮耳。
亚历山大·L·乔治根据其对中国战俘的调查，对在朝人民解放军进行了研究。研究表明中国人极力阻止军事上的等级制度。其所以这样，不仅是要从战士中提拔干部，而且是为激发广大士兵的积极性，使他们参与讨论、解决并处理日常问题。这种做法，结合其他措施，可使普通士兵充分了解战术形势以及部队作战计划等方面的情况。这样就可使广大士兵在重大战斗行动中发挥主动性，增强责任感。而这却使联合国军的审讯人员感到困惑，他们无法相信这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士兵，怎么会掌握那么多的确切情况。
中国军队是以战斗小组为基础组成的。其基本思想是，彼此间的同志关系可以鼓舞士气，士兵的社会行为由亲密无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规范。这样，步枪班就采取“三三制”。其中每个小组有3个人，在3个人中指定一人任组长；3个人互相监护，3个小组组成一个班。这种小组制度意味着每个小组长只管3个人，并有助于解决各部队普遍存在的问题，即让士兵投入实际战斗。由于十分看重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，所以各师的官兵尽量由同一个省或同一个地区的人组成；各连的战士往往来自同一个村子。像中国这样一个方言众多，风俗习惯差异又很大的国家，采取上述做法十分重要。在条件许可时，整个队伍常被安排回本省家乡去修整补充。这种办法倒有点像英国军队中团一级单位所实行的制度。不过由于朝鲜的形势十分紧迫，这一制度已被打破，队伍的团结受到了影响。
与国民党军队相比，人民解放军的进步是废除了对士兵的打骂，决不容许对士兵有任何歧视、专横或虐待行为。在伙食方面，官兵一致，不得搞特殊化。军官要使用文明语言称呼士兵，取缔极端的军事礼仪形式。官兵间提倡同志友爱，采取精心制定的评模表功制度，对好人好事及作战勇敢者进行表彰奖励，对不良行为及战斗表现欠佳者开展集体批评，以此来加强纪律、改善作风。
令人十分吃惊的是，中共军队充其量只有迫击炮，却在朝鲜打败了全世界军队中火力最强，又完全拥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。中共军队使用的步枪和机枪，来源比较混杂。其中有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美式武器，有的则是二战结束时在满洲收缴的日本造武器。他们拥有的大炮不多，而且大部分都留在了满洲。但他们的迫击炮却发挥了充分的效力。这些迫击炮大部分是美制的，不过他们也有少量苏制的大炮，特别是极具威力的120毫米重型迫击炮。中共军队也依靠手榴弹和对付坦克的炸药包。用TNT制作的炸药包重5磅或20磅，由反坦克组携带。如将其放在坦克履带下或塞到坦克下面，就可炸毁坦克。
除了缺乏重武器外，中国人也受到原始的后勤制度的制约。他们也想方设法向离前线30英里左右的兵站运输军需品，但由火车运输的并不多，因为中共军队靠的是人力和畜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部队进攻时，通常主要依靠轻兵器、机枪和手榴弹。只有对付最有利的目标时，才肯动用迫击炮。
中共军队依靠人力和畜力运输物资，虽然在一些方面受到极大限制，但却机动灵活，不受公路的制约；只要有路可走，他们就可在正面、侧面，或敌后进行作战。而联合国军队却恰恰相反。它必须依靠卡车在公路上运送给养，而公路最易被路障所截断。中共军队和一个半世纪前拿破仑所率的革命军很相似。像拿破仑那样，中国人根本不受后方供应基地（拿破仑时代称作军械库）的限制。其结果是拿破仑和中共军队便能就地获得很大的机动性，从而可以进行大胆的战术行动。而其敌军却离不开供应基地，只得被动地保护供应线。举例来说，中国军队要每个战士都要背负供很长时间（也许6天或更长时间）用的干粮。这些干粮一般都是压缩过的，如炒米、炒黄豆或豆腐干等。同样，1800年拿破仑在马伦哥战役中，派其部队翻越阿尔卑斯山，到达意大利，就是让部队带的压缩饼干之类无需烹调的食品。
中国人在作战方面极为训练有素，尤其善于打夜战。他们善于伪装隐蔽，联合国军的飞机很难发现他们。他们一般在夜间行军，平均速度极高（一支部队每天走18英里，可连续行军18天之久。）一到白天，人、畜，包括所有武器装备，都隐蔽起来。只要部队不发生战斗，一般只出动侦察小分队。中共军队白天被迫行军时，按照标准作战规定，如果发现上空有飞机，每个人必须原地站立不动。若有人不服从命令，军官有权开枪制止。
在战术上，中、朝军队类似，都敢拼敢打，充满气势和决心。他们的进攻方式一般是派遣一支部队深入敌后，先断敌退路和给养，然后从正面、两翼发起进攻，制服敌人。他们也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，使敌人钻进V形口袋，然后收紧口袋，予以歼灭，并把部队派到袋口后面，阻挡前来救援的队伍。
中国共产党人在同物质条件优于自己的国民党人作战中，吸取了军事上的经验教训，找出了一套行之有效、克敌制胜的进攻模式，战胜了武器装备比较优越的敌人。夜间进攻是其作战规律，只有在意外情况下，才会偏离夜战。挺进部队往往选择最方便、最有利的地形接近敌人，比如山谷、洼地或河床等。如遇抵抗，他们就展开反击，一般是抽出小股部队进行战斗。如果没有遇到阻力，整个纵队便乘夜间穿过防御工事，一直深入到联合国军阵地的后方。类似战例，不胜枚举。整团整团的中共军队时常用这种方式列成纵队，直插联合国军后方。一旦交火，中共军队便用手榴弹、步枪和轻机枪对小部队（如一个排）的阵地实施包围（美制老式汤姆生冲锋枪是他们喜欢用的武器，不过他们也常使用制作粗劣的苏制小型冲锋枪）。
一旦受到火力攻击，进攻中的中共军队便立即卧倒，但只要射击停止，他们便一跃而起，再往前冲。全面进攻如果开始，他们便勇往直前，即使遭受严重伤亡，也很少停止进攻。其他部队前赴后继，也从阵地的四面八方涌上前去，直到完成突破任务。他们要么摧毁防御阵地，要么迫使守军撤退。在巩固新阵地后，中共军队便匍匐前进，向下一个暴露出来的侧翼阵地发动进攻。偷袭与勇敢相结合，利用夜间进攻小部队，这种战术可在多处突破一个营的正面防线，其结果会是毁灭性的。
中国人偶尔也用迫击炮造成敌军伤亡。他们通过仔细观察敌军抬送伤亡者的行动，判断联合国军的前沿阵地的方位。确定敌军阵地位置后，中共军队便向阵地前沿发射磷光燃烧弹，以标明方位。此时进攻部队便匍匐前进，尽可能接近敌军，然后再冲向前沿阵地。
中国人的理论是将防御部队分割开来，然后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。因此，伏击是中国军队最喜欢用的战法。这种伏击战术，不论是直接从正面进攻，还是通过渗透或侧翼包抄，或是在联合国军阵地后方设置路障，都能奏效。进攻部队的规模一般是一个排或一个连（50－200人之间）。如遇伤亡，随时补充。
对美国部队来说，坚守阵地，等待天明，才是防御中国人进攻战术的上策。一等能见度恢复，中国人便停止进攻。这时，美国人利用武器方面的优势以及制空权，轰击中共军队的已知阵地，就可恢复失地。但是由于中国人夜间攻势凌厉，又不被人注意，联合国军往往在敌军四面进攻下撤退下去。不然，便是阵地陷落，或被完全摧毁。
不过中国人也有一些战术难题。也许由于缺乏通讯设备，最严重的问题是部队过于死板。譬如其团一级才有无线电，营一级才有电话，营以下部队只能靠通讯员、军号、哨子、信号弹和手电筒来联系。战术上的僵硬死板有时后果极为严重。营级以下的指挥员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一个营一旦投入战斗，往往要打到弹药完全用尽之时，即使这样做徒劳无益，甚至可能导致战术上的自杀后果。
1950年10月6日，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，决定向朝鲜派遣“志愿军”。
两天后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任命彭德怀为“志愿军”司令员。彭德怀是一位有名的军人，他的军旅生涯可一直追溯到20年代后期红军的创建时期。他开始沿鸭绿江集结12个前沿师。10月11日，他返回北京，同北朝鲜代表会晤。在北京期间，彭德怀、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，对美军的行进速度感到吃惊，于是决定立即派部队进入朝鲜。10月18日夜，部队开始出发。按照昼伏夜行的常规，中国军队在距西线鸭绿江南50公里处的高山前，进入阻击阵地，南距清川江只有几英里。在东线，中国军队则抵达长津水库以南的阵地。
中国军队的建制以军为单位。军一般下辖3个编制1万人的师。这样，一个军大体上和美国的一个军相当。3万人的一个军隶属于兵团，一个兵团下辖四个军。几个兵团组成一个野战军。首先入朝参战的部队是红色中国最善战的第4野战军。第4野战军共有5个兵团，60个师，或者说总共有60万兵力。该野战军的一部分曾于1950年春季参加了攻占海南岛的战役。但这支军队于1950年夏季重返满洲家乡的永久驻地。同年夏天与初秋间。第3野战军也开进满洲。到10月中旬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在朝鲜边境附近总共集结了两个野战军的40万兵力。
美国在第8集团军10月25日跨过清川江后，各有3个师的第38、第39和第40三个中国军自西向东摆开了阵势：第39军陈兵于云山以北，第40军进驻温井一带，第38军部署在熙川西北。另有第66军和第50军，在山区隐蔽待命，并未参与第一阶段的进攻。
在第10军前线，只有一个中国军，即第42军，部署在长津水库以南。但在第一阶段的进攻中，只有该军的第124师与南朝鲜部队或海军陆战队交火。另外两个师（即第125师与第126师）则部署在更靠北的地带。不过第125师有的部队也明显参加了战斗，因为就是该部队在截断南朝鲜第6师第7团向鸭绿江进军的道路后，将其歼灭的。
这样一来，在第8集团军前线，中共军队共有15个师，即15万兵力。不过在第一阶段的进攻中，只有大约9万人参战。在第10军前线，有3个中国师3万人布防。不过在开始时只有一个师参战。在麦克阿瑟10月24日下令所有兵力全线向鸭绿江进军时，中共军队在朝鲜的兵力总数已达18万人。
由于使用代号，在一段时间内，中国人对隐蔽其在朝鲜兵力和番号方面曾取得成效。大多数初期被俘的中国军人，都说他们是第54、55、56、57和58部队。进一步审讯后，他们又说是属于第55部队第1营。有一段时间，联合国军审讯人员信以为真，以为这些部队是中国派到朝鲜的象征性部队。实际上这些部队已表明了中国的各军。比如说，第55部队即第39军，第56部队是第49军。第55部队第1营就是第39军的第115师。本来中国军队在审讯中很快就暴露了实情，但审讯人员却不愿放弃原来那种假设，总认为是一些象征性的部队，这就低估了中国部署在朝鲜的兵力。直到11月1日，第8集团军情报处（G2）才开始改变看法，宣称那些“部队”已达团一级规模。后来到11月4日和5日才将团提高到师一级，但仍只不过是实际规模的三分之一。
中国军队在与国民党作战时，从来没有遇到过联合国军所展示出的这样强大的火力，特别是大炮和飞机。如此密集的炮火不仅是中共军队不曾经历过的，而且迫使他们迅速找到其他应对办法（如夜间行军，夜间补充给养等），并使部队的机动性受到很大限制，也对部队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影响。
中共第66军在与第8骑兵团作战后，曾写了一本小册子，叫做《云山战斗主要作战经验总结》。该总结肯定了美国火力的威力，其中谈到迫击炮、坦克和大炮的协同配合作战，美军飞机的扫射与轰炸，都对中国军队运输造成巨大破坏；也谈到美军的运输十分优越，步兵重兵器，特别是远程火力的射击速率十分迅猛。
对美军步兵本身，小册子并没有说什么好听的。美国兵在后路被切断时，“往往把重武器四处乱丢，然后便装死……他们的步兵经不起打，都胆小怕死，没有攻防勇气。他们只会依靠飞机、坦克和大炮，同时也害怕我军的炮火。前进时一听到我军枪声，他们就畏缩不前，不敢再往前走……他们长于白昼作战，但却不熟悉夜战和白刃战……一旦战败，就溃不成军。如果没有迫击炮掩护，他们就不知所措……在云山他们被围多日，无所作为。他们的后方一被切断，便怕得要命。一旦运输中断，步兵就失去斗志，无心作战。”
在与美国人的实战中，中国人所得出的结论是：部队必须迅速突入到敌军后方；进攻路线应力求避开公路和平地，以便远离美军的坦克和大炮；在山地进行夜战，应事先制定周密计划，各排之间要建立联络，先用小股巡逻队进攻，然后吹起号角，让大部队上来列队攻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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